他山之石——供应链理论视角下的产业学院研究

               周红利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陈华政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  

最近几年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相继开展了职业教育产业学院方面的实践探索，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与产业界合作组建了一批产业学院。学术界对产业学院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研究成果多数停留在一地一校的经验总结，没有达到系统抽象的理论层面。理论来自经验，但是经验不能替代理论，经验具有片面浅陋之弊，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过，科学是用事实构建起来的，正如房屋是用石头建筑起来的，但是一组事实并不构成科学，正如一堆石头并不构成房屋一样。学理性研究匮乏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产业学院总体上发展不充分，其二是研究者抽象能力的贫乏。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存在即合理”。那么产业学院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一种新生现象，它存在的合理性在哪里？我们如何从新生的萌芽来推断它的历史命运？是倏忽即逝湮灭不可闻，还是涓滴汇成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产业学院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职业院校和企业要不要主动建设产业学院？产业学院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试图给出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慎重的历史考察。

一、产业学院的内涵及其演变

我国有一千多所高等职业学院和数百所正在转型中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什么还要发展职业教育产业学院？产业学院与职业学院有何区别？要想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分析产业学院的内涵开始。有学者认为“产业学院”的概念源自英国21世纪初创立的“产业大学”。这是错误的观点。我国高职领域的产业学院与英国的产业大学在内涵、组织形态上完全不同，在渊源上也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性。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产业学院”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88年一篇题为《广西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试探》的文章，作者提出一条政策建议“创建产业学院”，按照广西的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建议创办一所民族“产业技术学院”，学制两年，开设制糖、锅炉等专业，满足糖业等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在此后的几年中，产业学院这个概念只是偶尔被人提及，集中于文化创意产业学院的设想，一直到1994年成都大学创建了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这是大学里面设立产业学院的早期案例。进入21世纪关于产业学院的实践案例不断增多，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成立第一个产业学院即工研院产业学院，它是一家开展产业人才培训和产业人才政策研究的组织；2005年前后国内一些大学先后成立数家产业学院，比如辽宁大学的轻型产业学院等。这一时期“产业学院”的内涵等同于“产业技术学院”，跟我们当前的“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在内涵上没有本质区别，基本内涵就是面向产业、为产业培养技术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组织。产业学院一般作为大学的二级部门存在，与其他的学术型学院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成都大学生物产业学院后来更名为药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英国的“产业大学”。1996年英国独立研究机构公共政策研究所在一篇题为《产业大学：创建全国学习网》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产业大学”这一概念。1998年英国教育与就业部开始筹建产业大学，2000年正式运营。英国的产业大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提供终身学习的网络平台，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向人们提供便捷、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之所以称之为产业大学，是因为产业大学的宗旨是服务于产业发展，面向企业和个人提供广泛的学习内容，从基本的读写运算技能和各种类型的专业技能和商业管理一应俱全。部分课程结业之后，可以提供二级和三级国家资格证书。因此可以看到我国产业学院属于职业教育组织，而英国产业大学是从事终身教育的网络平台，二者形态和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产业学院”与“产业大学”有什么相同之处，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产业学院类似于日本的“产业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相继建立了一批产业大学，比如大阪产业大学、京都产业大学等。这些产业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承载者，培养实用型产业人才，可以提供2-4年不等的课程，办学层次包括短期大学、专科、本科甚至可以达到研究生层次以上。

2006年以后产业学院的涵义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物产集团共同创建了物流产业学院和汽车后服务连锁产业学院，这是我国大陆最早的产业学院。关于产业学院起源，学界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有学者认为“我国产业学院起源于广东省中山市”，典型代表是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镇政府合作兴办的四个产业学院。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杭州市的产业学院成立于2006年，而中山市的产业学院成立于2010年，前者早于后者。因此确切的说法是：我国产业学院起源于浙江省杭州市。

2006年以来产业学院的基本含义从“职业学院”同义词向着狭义的“产教融合学院”演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产业参与办学，无论是学校与政府合作办学、与行业协会合作办学、与龙头企业合作办学、或者与产业园区合作办学，都是产业主体对办学的深度参与，产业投入资金、设备、场地、师资和项目，参与到学院的育人过程中来。从这个维度讲，产业学院是产业举办的学院，是为产业举办的学院。当然所有的产业学院都是以某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但是与普通职业学院不同的是，产业学院的办学主体和功能是不同的，一般职业学院的办学主体是政府，而产业办学的办学主体是学校和企业、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俞步松曾经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提出“营造大型企业集团产业学院功能的职业学院”，将学校建设成主办方的研发、培训和人才培养的基地。“营造大型企业集团产业学院功能”这句话虽然表述并不清晰，但是显然他已经直觉到了产业学院与普通职业学院的差别，产业学院具有更加鲜明的企业定向性特征，一种企业参与高职办学的新模式即将诞生。

二、全球技工荒与职业教育困境

国际著名的人力资源调查公司万宝盛华曾经针对27个国家和地区的3.7万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技工荒”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工匠之国”德国甚至也面临着技工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技工短缺，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技术移民”项目，吸引其他国家技工移民到本国，一场轰轰烈烈的技工争夺战在全球拉开序幕。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应该存在长期的技工短缺问题，因为技工的短缺必然导致技工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推动技工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如何解释“技工荒”的这种现实现象？经济学家认为导致“技工荒”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没有带来技工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经济学家把市场失灵的原因归结为“人才盗猎”行为。如果企业需要技能人才，可以采用两种战略：企业内部培训和其他公司挖人，就好比想吃馒头可以自己蒸馒头也可以从市场上买馒头。企业具体采取哪种战略，会达到哪种市场均衡，涉及到了复杂的博弈过程，为了论述方便我们以格力电器和美的电器两家公司为例。以前媒体报道格力电器与美的电器两家同行企业争夺技能工人的新闻，格力电器控诉美的电器从他们公司“挖人”。格力电器为了满足自身技能人才需求，培训了一批学徒，这些学徒在完成培训成为成熟技工的时候却被美的电器高薪挖走了。因为格力电器承担了学徒的培训成本而美的电器没有承担培训成本，所以美的电器可以比格力电器支付更高的工资，在员工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技工自然愿意选择美的电器。如果这种“人才盗猎”行为不能得到制止，格力电器就会放弃这种为人作嫁的培训行为，从而也改用“挖人”战略，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企业都想挖人而不培养人，最终导致市场上的技工越来越短缺。这就是企业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的内在原因，也是导致全球“技工荒”的根本原因。

技工的过度流动导致技工供给不足，是各国职业教育面临的共同难题，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员工流动性，激励企业培训员工，德国和日本的经验非常具有启发性。德国企业通过工资集体谈判、员工参与管理等方式建立劳方和资方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抑制企业之间相互挖人的行为，据统计德国人在一个企业就业的时间超过了10年，时间之长位居全球前列。日本则是通过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来降低员工流动，刺激企业加强员工培训。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才的流动是完全靠计划调拨的，人才的培养和流动完全是可控的，除了靠学校培养技能人才以外，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是自办技校的方式来培养技能人才。上海劳动学会1998年的一篇调研报告中指出，1998年上海市有127所技工学校，其中，由企业办的技工学校有101所，占80%。这些学校多数创建于七八十年代，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是企业培养技术工人的摇篮，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发达，在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崩溃，原有企业办技校体系也瓦解了，技校逐渐被从企业剥离，并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接手，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渐从企业主办向政府主办转变。

三、供应链理论视角下产业学院的生发逻辑

产业学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办学，是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新型模式，是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重要转向，即从政府和家庭投资办学模式向着政府、企业和家庭多元投资办学的模式转变；职业教育治理由封闭的一元治理向着开放的多元治理转变。一种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即高职院校和企业共办产业学院，产业学院提供高职教育服务。产业学院生发的逻辑是什么？产业学院有没有前景？我们试图用产业供应链理论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直觉到可以使用价值链理论指导产教融合，201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就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但是为何要链接、如何链接？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是语焉不详。

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随着中国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以企业为主体的职业培训体系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学校培训制度。由于职业教育变成了公共产品，企业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最终职业教育的成本由政府和家庭共同承担（家庭承担的成本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上学的机会成本）。学校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组织，而不是一个技能密集型组织，所以学校培训只能提供通用技能，即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生产需求的技能。由于具备通用技能的技工很容易跳槽到其他竞争对手，因此没有企业愿意投资于通用技能的培训，这就是企业不愿意与职业院校合作的原因，即通常所说的“一头冷，一头热”。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曾经指出，虽然企业没有动机去投资通用技能的培训，但是通用技能的供给仍然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受训学员愿意承担学习通用技能的成本，同时享有投资的收益权，员工的高流动性正是员工获取较高投资回报的市场机制。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企业集中于简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仅限于中等教育水平和普通技能，因此虽然企业不参与技能人才培养，中国技能人才的供给并没有减少，特别是通用技能人才的供给数量十分庞大，保证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对专用技能（适用于特定企业生产工艺需要的技能）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学校的职业教育不能提供专用技能，企业的技工缺口越来越大，形成所谓的“技工荒”。由于缺乏中国技工短缺的宏观数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相关分析，我们利用中国知网的报纸数据库的数据来分析媒体对“技工荒”的关注，假设媒体对技工荒的报道越多，说明企业的技工荒问题就越严重。2002-2019年国内报纸以标题形式对“技工荒”的报道数量，共检索到40家报纸302篇报道。数据显示，2002年以后我国媒体对“技工荒”的报道出现了不断增加的趋势，报道数量从2002年的5次达到2006年的最高峰即57次，2007年也有50次，也就说我国在2006年和2007年技工短缺问题是最严重的。2007年以后报道数量日趋减少，逐渐减少到了2018年的2次，说明技工短缺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中国技工短缺的高峰和产业学院都出现在2006年，我们认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产业学院是企业应对技工短缺的行动策略，企业以参与产业学院的方式定向培养企业所需的专用技能，缓解了企业的“技工荒”。虽然我们没有产业学院的数量和企业技工短缺的宏观统计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逻辑上推断产业学院促进了产教融合，解决了“人才盗猎”引起的职业教育困境。

从供应链理论视角看，产业学院其实就是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源的供应链管理问题。供应链管理就是协调企业内外资源来共同满足消费者需求，把供应链上各环节的企业看作一个企业同盟，而把任一个企业看作同盟中的一个部门，同盟的内部管理就是供应链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人才的供给水平会决定企业的生产函数，技能人才供给充裕，技能人才的价格偏低，企业在生产中倾向于雇佣更多的技能工人，减少对机器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雇佣；如果企业技能人才供给水平低，技能人才昂贵，企业就倾向于采用机器替代的生产策略。如果企业无法采用机器替代工人的生产工艺，在技能人才昂贵的情况下，企业能否获益的条件取决于企业产品市场结构，也就是在产品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如果企业能够通过提高产品定价来转移劳动力成本，则企业是可以获利的；如果企业没有定价权，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移劳动力成本，则企业的生产就不能持续。

中国企业面临巨大技能人才需求，能否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重办技校或者职业学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企业的技能需求量规模不大但是种类繁多，人才需求规模太小，企业自办学校达不到办学所需要的最优学生规模；如果规模扩大到所需员工数量之上，则实际上增加了员工的培训成本。就好比为了吃上馒头自己开一馒头店，每天生产30个，自己吃3个，剩下的27个馒头只能送人。但是如果10家企业通过契约或者股份投资的方式共同参与到一家馒头店，则可以实现最优生产规模，也可以满足各家需要。这也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产业学院一般都建在产业聚集区，比如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镇为依托建设的南区电梯学院、沙溪纺织服装学院、小榄工商学院和古镇灯饰学院。因为在产业聚集区拥有足够多数量的企业和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实现规模效应，降低人才培训的成本。有人说企业也可以通过订单培养的方式获得所需的技能人才，但是我们认为，产业学院比订单培养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确定性更强，企业人才需求更有保障，特别是以资本合作为纽带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产业学院，在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企业以产业学院为依托，与学校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来培养技能人才，既可以实现学校在通用技能培养方面的规模优势，又可以培养企业所特有的专用技能。德国的学徒制经验证明，七成学徒会留在接受培训的企业，而且员工忠诚度更高，流动性更低。

最后我们谈一下产业学院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产业学院是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具有前途的。但是产业学院技能人才培养的效果如何最后还是取决现代学徒制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目前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一个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学徒培训实际上不适用劳动法，学徒合同是一个教育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学徒身份不同于员工身份，学徒培训也不同于雇佣关系，因此学徒培训不受劳动法关于童工问题、最低工资问题、员工福利问题等制约。这个问题在德国曾经经历过十年的争论，最终在立法实践中已经解决了。出台学徒培训法，对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另外，产业学院涉及到众多参与主体，产业治理是一个难题，企业参与数量太少，则不足以吸纳大量学生；企业主体数量太大就会增加治理成本，建立开放民主的治理体系是产业学院有效运转的关键。